● 丘也吹牛

说孔夫子吹牛，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在《论语》中，在《孔子家语》中，在《孔子集语》中，随处可以查检到。

在《论语·为政第二》中，孔夫子的徒子徒孙们，就收录了这样一条吹牛的语录：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在孔夫子众多的语录中，唯这条语录最为中国人看好，几乎人人得而诵之。用当代学者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孔夫子这段语录“已是千古名言，至今沿用”（李泽厚《论语今读》第5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了。虽然是“千古名言，至今沿用”，但是，对孔夫子这段话的解读，千百年来却并非众口一词。我们不妨摘拣几个有代表性的说辞，罗列于下。

宋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作如是注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古者十五而入大学。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顺，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从，如字。从，随也。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慎独客注（下同）：宋儒程颐程正叔，世称伊川先生。】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后人也。立，能自立于斯道也。不惑，则无所疑矣。知天命，穷理尽性也。耳顺，所闻皆通也。从心所欲，不踰矩，则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胡氏【宋儒胡寅胡明仲，世称致堂先生。】曰：“圣人之教亦多术，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循其序而进焉。至于一疵不存、万理明尽之后，则其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盖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义，声为律而身为度矣。”又曰：“圣人言此，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不可躐等而进；二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途而废也。”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后凡言谦辞之属，意皆放此。（朱熹《论语集注》卷一《为政第二》；《四书章句集注》第54页，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一版）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因而他对《论语》的章句注解，一向被后世诸儒视为箴言。

台湾学者钱穆先生，在他的《论语新解》中，就有如是说：

《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儒注释不绝，最著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儒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注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钱穆《论语新解》之《自序》。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9月第一版）

因为这个《自序》，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虽说是用白话文写就，但却竭力效仿宋儒朱熹《论语集注》的笔法：

译文：孔子说：“我十五岁时，始有志于学。到三十岁，能坚定自立了。到四十岁，我对一切道理，能通达不再有疑惑。到五十岁，我能知道什么是天命了。到六十岁，凡我一切听到的，都能明白贯通，不再感到于心有违逆。到七十岁，我只放任我心所欲，也不会有踰越规矩法度之处了。”

志于学：志者，心所欲往，一心常在此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谓。故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孔子之所志所学，当通读本章自参之，更当通读《论语》全书细参之。能志孔子之所志，学孔子之所学，乃为读《论语》之最大宗旨。

而立：立，成立义。能确有所立，不退不转，则所志有得有守。此为孔子进学之第一阶段。不惑：人事有异同，有逆顺，虽有志能立，或与外界相异相逆，则心易起惑。必能对外界一切言论事变，明到深处，究竟处，与其相互会通处，而皆无可疑，则不仅有立有守，又能知之明而居之安，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二阶段。

知天命：虽对事理不复有惑，而志行仍会有困。志愈进，行愈前，所遇困厄或愈大。故能立不惑，更进则须能知天命。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道义职责似不难知，然有守道尽职而仍穷困不可通者。何以当然者而竟不可通，何以不可通而仍属当然，其义难知。遇此境界，乃需知天命之学。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为学，至于不惑之极，自信极真极坚，若已跻于人不能知，惟天知之之一境。然既道与天合，何以终不能行，到此始逼出知天命一境界。故知天命，乃立与不惑之更进一步，更高一境，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三阶段。

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子实有一极高无上之终极信仰，此种信仰，似已高出世界各大宗教主之上。孔子由学生信，非先有信而后学。故孔子教人，亦重在学。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孔子仅以所学教，不以所信教。孔子意，似乎非学至此境，则不易有此信，故不以信为教。此乃孔子与各宗教主相异处。故学孔子之学，不宜轻言知天命，然亦当知孔子心中实有此一境界。孔子既已开示此境界，则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者亦当悬存此一境界于心中，使他日终有到达之望。

耳顺：外界一切相异相反之意见与言论，一切违逆不顺之反应与刺激，既由能立不惑，又知天命而有以处之，不为所摇撼所迷惑，于是更进而有耳顺之境界。耳顺者，一切听入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于道有不顺。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顺，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则不仅明于己，亦复明于人。不仅明其何以而为是，亦复明其何由而为非。一反一正，一彼一我，皆由天。斯无往而不见有天命，所以说耳顺，此乃孔子进学之第四阶段。

事物之进入于我心，其最要关键，在我之耳与目。本章专举耳顺，盖举此可以概彼。抑且目视由我及外，耳闻由外及我，论其自主之分量，微有区别。又目视偏于形物，耳听深入心意。目见近而耳闻远，即古人前言往行，亦可归入耳闻一类。故举耳可以概目。学至于知天命，则远近正反，古今顺逆，所见皆道，皆在天命中。将更忠于自尽，将益恕于待物。于己重在知其所当然，于人重在明其所以然。明其所以然则耳顺，一切不感其有所违逆，于是而可以施教，可以为治，可以立己而立人，达己而达人。然则天命之终极，岂非仍是此道之大行？故人道之端，要在能反求诸己。忠恕之极，即是明诚之极，天人一贯，而弘道则在己。

从心所欲不踰矩：从，遵从义。或说：从字读如纵，放任义。矩，曲尺，规，圆规。规矩方圆之至，借以言一切言行之法度准则。此处言矩不言规，更见其谨言。圣人到此境界，一任己心所欲，可以纵己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自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洽。学问至此境界，即己心，即道义，内外合一。我之所为，莫非天命之极则矣。天无所用心而无不是，天不受任何约束而为一切之准绳。圣人之学，到此境界，斯其人格之崇高伟大拟于天，而其学亦无可再进矣。孔子此章，仅自言一己学问之所到达，未尝以天自拟。然孔子弟子即以孔子之人格拟于天之不可阶而升。如上阐述，亦未见为踰分。

此章乃孔子自述其一生学之所至，其与年俱进之阶程有如此。学者固当循此努力，日就月将，以希优入于圣域。然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若妄以己比仿模拟之，则是妄意希天，且流为乡愿，为无忌惮之小人，而不自知矣。学者试玩《学而篇》之首章与末章，而循循自勉，庶可渐窥此章之深处。盖《学而篇》首末两章，只从浅处实处启示，学者可以由此从入。此章虽孔子之自道，无语不实，其中却尽有深处玄处。无所凭依而妄冀骤入，则转成谈空说玄，非孔子以平实教人之本意。

孔子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义与此章相发。自志学而立而不惑，皆下学。自此以往，则上达矣。知天命故不怨天，耳顺故不尤人。此心直上达天德，故能从心所欲不踰矩，而知我者惟天。知命耳顺，固非学者所易企，而不怨不尤，则为学者所当勉。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千里之行，起于足下，学者就所能为而勉为之，亦无患乎圣学之难窥矣。（钱穆《论语新解》上编《为政篇第二》，第2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9月第一版）

另一位为大陆熟知的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则有一番与钱穆先生不大相同的解说。南怀瑾先生认为：所谓“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的自剖”。

南怀瑾先生这样说道：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

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南怀瑾《论语别裁》上册《为政第二·孔子的自剖》，第7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三版）

大陆学者李泽厚先生，在他的《论语今读》中，与钱穆先生和南怀瑾先生，也有着大同小异的说辞：

由年岁来描述个体成熟的不同阶段及状态，是很有意思的。从而有各种解说。例如所“志是何学？“立”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事业有成还是道德有得？“不惑”于什么？“耳顺”何解？能否“知天命”后一切便顺顺当当？如此等等。其实可以各自为解，不必刻版以求。例如，“三十而立”，有人强调与“立于礼”有关，是指人从六岁“习礼”到三十岁才算完全掌握熟练，但后世注疏多不拘泥于学礼，而泛指人格的成熟，更佳。最难解的是“知天命”，似可解释到五十岁，自己对这偶然性的一生，算是有了个来龙去脉的理解和认同，一方面明确了自己的有限性，另方面明确了自己的可能性。不再是青少年时代“独上层楼望断天涯路”的前景茫茫，也不再是“天下事舍我其谁”那种不自量力的空洞抱负了。（李泽厚《论语今读》第5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其实，孔夫子的这条语录，不论是他的“自我总结”也好，还是他的“自剖”也罢，都大有“天下事舍我其谁”的味道。“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家语》卷一《始诛第二》：“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最能证明孔夫子的此等为人。当然，这也符合孔夫子“好为人师”的性格。

尽管孔夫子的继承者，被后世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之说；尽管宋儒朱熹也曾经对孟夫子的这句话注释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好，读取声。王勉曰：‘学问有余，人资于己，以不得已而应之可也。若好为人师，则自足而不复有进矣，此人之大患也。’”（朱熹《孟子集注》卷七《离娄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86页；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一版）但孔夫子的“好为人师”，却还是如影随形，伴他走过一生。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就是：

孔子一生为人，即在悦于学而乐于教。人之不知，亦当指不知此上两端言。故又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则孔子之自居，在学在教，不在求为一圣人。《论语》书中岂不已明言之。……孔子生前其道不行，又岂孔子之过。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此即天命之所在矣。人之为学，又岂能超乎其天之所命。此惟西方人战胜自然克复自然有此想。中国人则不作此法。知天法天之道，其要乃在此。”（钱穆《论语新解》之《再版序》。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9月第一版）

对于“好为人师”的孔夫子来说，钱穆先生的这番说辞，并无大不敬之意，甚至还大有热捧之嫌。

因为“好为人师”，孔夫子是不大赞扬别人的，更不要说去热捧别人。我们所知道的，见之于《论语》中记录的，只是他的学生颜回，得到过孔夫子的一再赞美。见之于《论语·雍也第六》：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宋儒朱熹对此有如是注解：

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朱熹《论语集注》卷三《雍也第六》；《四书章句集注》第87页；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一版）

由此可知，“好为人师”的孔夫子，对于颜回之外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尽管孔夫子曾经“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但对老子的善言相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孔子世家》）——他是并不在意的。老子所谓“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全译》第二十二章）之说；所谓“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之说，孔夫子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所以说，孔夫子的所谓“自我报告”，“自我剖析”，不过是“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罢了。

一代伟人毛泽东，是世界人民都敬仰的人民领袖，因为他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所以，毛主席对孔夫子及其说辞，就与历代腐儒大相径庭。

对于孔夫子这段所谓“千古名言，至今沿用”的语录——“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就有着不同凡响的批判，而这不同凡响的批判，正是人民大众的心声。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在这里，毛主席提到了孔夫子，并对“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说，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与驳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又一次提到孔夫子，提到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

从毛主席这两次不同年代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夫子所谓“千古名言，至今沿用”的箴言，及其“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说，在人民领袖的口诛笔伐中，被批驳得体无完肤。

事实上，毛主席的讲话，也的确是点中了孔夫子的死穴。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曾经发誓了一桩“子见南子”的公案。这桩公案，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足以说明，孔夫子并非是一个“欲不逾矩”的所谓“圣人”。

《论语·雍也第六》有这样一段语录：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译文：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夫子发誓：“我假若做了不好的事情，让老天爷厌弃我吧！让老天爷厌弃我吧！”】

“子见南子”，这原本应该是一次主客之间最为寻常的接见，但是，因为腐儒们的自我多事儿，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最终，竟然演化成了一桩“子见南子”的情爱公案。以至于在二千多年之后的1929年代，又因为这桩“子见南子”的旧公案，又引出一桩“独幕剧《子见南子》”的新公案。见之于鲁迅先生的《关于<子见南子>》（《鲁迅全集》第八卷，第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一文。

其实，这桩所谓的“情爱公案”，完全是腐儒们的庸人自扰，或者说是孔夫子自招的。孔夫子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之说。于是，在腐儒们的刀笔下，什么样的污泥浊水都往女人头上尽情泼洒。譬如《左传》中就有一段大有抹黑南子之嫌的笔墨：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大子羞之，谓戏阳速曰：“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左传·定公十四年》）

尔后，在西汉学者刘向的笔下，南子就成了“孽嬖”的宠妾；在朱熹的笔下，南子就成了“有淫行”的夫人。所以，“子见南子”，在宋儒朱熹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光彩事儿，故曰：“此是圣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会它。”（《朱子语类》卷三十三《子见南子章》，第1180页；《朱子全书》第十五册《朱子语类（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但是，在史学家司马迁的笔下，我们却不曾见到被抹黑的南子。在司马迁眼中，“子见南子”，不过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个事件罢了：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史记·孔子世家》）

在这两次“子见南子”当中，我们看不到南子的所谓“有淫行”之举，甚至连轻佻之态也不曾见到。倒是孔夫子，内心里一次次掀起情欲狂澜：第一是指天发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第二是充满嫉妒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到了鲁迅先生的那个时代，因为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生们，排演了一场《子见南子》的独幕剧，引起孔夫子后人们的口诛笔伐，甚至告到最高当局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可知孔夫子的后人们，也不觉得祖上的“子见南子”，是一件值得炫耀的光彩事儿。不过，拿孔夫子说事儿，拿孔夫子开涮，并非始于上个世纪的鲁迅时代，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见之于史籍的，就有《旧唐书》的记载：

己丑，寒食节，上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渎。”亟命驱出。（《旧唐书》卷十七《文宗本纪下》）

尽管这事儿惹得皇帝老儿心里不大舒服，当场制止——“亟命驱出”，但也让我们知道了，舞台上讥讽孔夫子的人与事儿，不但大有人在，而且古已有之。这恐怕也是孔夫子自招的。他不老是一副“天下事舍我其谁”的样子吗？他不老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吗？结果呢，他只是记住“从心所欲”四个字了，却把“不逾矩”三个字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就有了“子见南子”，这个流传了两千余年的“情爱公案”。

业内人士熟知的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曾经在2010年作过一幅题为《子见南子》的国画。喜欢黄老先生的人们说，那是老顽童的涂鸦之作。很显然，黄老先生那是在用国画的笔墨，拿所谓“圣人”孔夫子开涮的。算是幽了孔夫子一默吧。

黄老先生在题跋中写道：

这件事传来传去实际上很无聊，卫灵公的老婆约见孔夫子，卫灵公岂能不晓得？孔夫子接到邀请也一定考虑过，南子跟老公打了招呼没有？南子跟孔夫子一番幽会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俩人见面当然没有会谈纪要，但众人知道却是毫无可疑。大人物的老婆岂是随便碰得的？智若孔子自然明白。孔子见南子时五十三岁，虽属身强力壮，然卫氏宫中身强力壮的男士多如牛毛，南子纵然真的放肆，也不会劳驾孔子的。照我看，顶多南子是个孔子大粉丝，宫中寂寞，找个名流排解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子见南子”有千百种画法，此其一。即大家希望的那一种。

一位名曰“钓叟莲娃”的网友，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了“黄永玉九十画展”之后，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撰文如是说：“我对《子见南子》这幅画却有特别的兴趣。画中：白发苍苍体壮如牛的孔夫子，丝毫没有圣人的威严和庄重，见到美女南子，一副欲火烧身、栓不住心猿意马的样子；南子则摆出娇花照水、弱柳扶风、欲迎还拒的姿态；最逗人的是孔子身后诸位弟子，面对老师“失态”的场景，一脸尴尬，大有：近之有辱斯文，远之冷落尊师的神色。”（钓叟莲娃博客：《戏说黄永玉画作<子见南子>》）

由此可知，孔夫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是肯定得，但所谓的“不逾矩”，是靠不住的。所以，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话，是入木三分的：

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

黄永玉先生的画作——《子见南子》

（慎独客·2019年12月1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