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丘也喜杀

现代影视剧中的少正卯。

公元前497年，即鲁定公十三年的某一天，大约是在“去鲁适卫”的时候吧。开始周游列国的孔夫子，就是本文题名中的“丘”，第一站来到了卫国。看到卫国的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丘很有心得，于是就对当时跟班的门徒冉有，大发了一通感慨。感慨万千之余，孔丘讲过三句话：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第十三》）

这第一句话，是因为看到卫国“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旧貌换新颜”（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于是就对自己大为感叹。感叹自己在鲁国——那可是孔丘的母国啊！——时的“怀才不遇”，自己在鲁国时的“英雄无用武之地”，自己在鲁国时的政治理想不能实行。但是，到了卫国，自己也还是不得重用。于是，孔丘就感叹道：“如果有人任用我管理国家，一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很有成就。”

此说非笔者妄言，宋儒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朱熹注云：

期月，谓周一岁之月也。可者，仅辞，言纲纪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尹焞）曰：“孔子叹当时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朱熹）按：史记，此盖为卫灵公不能用而发。

其实，若说卫国没有重用孔丘，那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就是“子见南子”一桩公案里“剪不断，理还乱”（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的那堆乱麻。但是，卫国给孔丘的待遇并不低，甚至令人惊讶——年薪六万石粟米！

若说鲁国没有重用孔丘，那可就是孔丘没说老实话啦！在鲁国政坛，孔丘从中都宰做起，到小司空，再到大司寇，最后“行摄相事”，一路推行自己的政治方略，可谓游刃有余，一帆风顺。鲁国给孔丘的年薪也是很高的——六万石粟米。或许在孔丘看来，“行摄相事”也不是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目的是当某国国君，抑或是当当周天子，也未可知。

由此可知，孔丘者，非“罕言利者”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开篇，有“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司马迁的慨叹没有错，但用于鼓吹孔丘，却是大错特错了。

继而，孔丘又对门徒说了第二句话：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第十三》）

看来，“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止杀矣”这句经典箴言，其版权不属于孔二先生，而是属于古人。孔丘不过是对这句上古经典箴言，偶有心得而已。这个所谓的“古人”，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古人，而是孔夫子口中的古人，即孔夫子之前的古人。或许是夏商周三代以上，抑或是炎黄尧舜时代的古人，也未可知。

宋儒朱熹在《论语集注》此条下注云：

为邦百年，言相继而久也。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谓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盖古有是言，而夫子称之。程子（程颐）曰：“汉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几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尹焞）曰：“胜残去杀，不为恶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圣人，则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按着朱熹的注云，孔丘以为，善人治理国家，没有百年以上的工夫，是不能“胜残去杀”的。由此观之，这第二句话，是孔丘在为自己辩解。辩解自己“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的恶行，强自找寻到了一个既有理、又有利、亦有节的理论根据。

最后，孔丘又对门徒讲第三句：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第十三》）

宋儒朱熹在《论语集注》此条下有注云：

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三十年为一世。仁，谓教化浃也。程子（程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后礼乐兴，即其效也。”或问：“三年、必世，迟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而礼乐可兴，所谓仁也。此非积久，何以能致？”

如此说来，孔丘的所谓“王道仁政”，背后还必须有一个血淋淋的“杀”字，才能行得通。这就是宋儒程颐的所谓“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而礼乐可兴，所谓仁也。”记得1966年代盛行过的一句标语——“把毛泽东思想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看来，这标语似乎源于宋儒程颐的“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一句上。

不过，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毛泽东思想是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的，是对占人类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大仁政；孔丘思想则是为封建统治者阶级服务的，是对占人类极少数有闲阶级的小仁政。对于孔丘的“小仁政”，鲁迅先生曾经有过入木三分的无情揭露：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狂人日记》）

所以，窃以为，今天死灰复燃的复古梦，复辟着尊孔崇孔的有闲阶级，妄想把鲁迅先生从中国的人民大众文化中扣除去，那是注定办不到的，因为，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是不会答应！有闲阶级妄图复辟孔丘的“仁义道德”，那也注是注定不会得逞的，因为那个“仁义道德”的背后，一直写着血淋淋的两个大字，那两个大字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二字！

鲁迅先生之所以说，有闲阶级那几个歪歪斜斜的“仁义道德”背后，写满了“吃人”二字，是因了孔夫子的干系。大家知道，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大成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万世师表的孔丘，大权在握的时候，也是“手中握有杀人刀”的。不过，孔丘“手中握有杀人刀”，与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1961年秋，毛主席作《七绝·屈原》诗：“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其中的“手中握有杀人刀”，是喻指屈原作《离骚》所发挥的战斗作用。】，是绝不一样的。孔丘手中的刀，是要杀人的。

孔丘杀人，即诛杀少正卯，原本是一桩历史上并无悬念的公案。只是到了宋儒朱熹的手里，才因为其含含糊糊的几句话，使之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悬案。查检《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孔孟周程张子》，朱熹有如是说：

某尝疑诛少正卯无此事，出於齐鲁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为之说。若果有之，则左氏记载当时人物甚详，何故有一人如许劳攘，而略不及之？史传间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孔孟周程张子》，第2352页；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一版）【网上多有引朱熹《晦庵集》如是说者：“若少正卯之事，则予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但笔者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朱子全书》十四至十九册《朱子语类》，未见此语。在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一版《朱子语类》，亦未见此语。】

在宋儒朱熹看来，世上本无孔丘“诛少正卯”之事，是腐儒们为了“尊夫子之道”，而“造为之说”。何谓“造为”？1.另制;重制。《诗经·郑风·缁衣》有“改为、改造、改作”之说：《毛诗正义》注云：“改，更也。造，为也。作，为也。”《汉典网》解为：“①制作、创制。②作为、为实现某种意图而进行活动也。”总之，就是改造的意思。

由此观之，宋儒朱熹并没有否定“孔丘诛少正卯”之事是无中生有，是造谣惑众。他只是说：自己“尝疑诛少正卯无此事，出於齐鲁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为之说”。朱熹以为，齐鲁陋儒是好心——“欲尊夫子之道”，办了坏事——“而造为之说”。但是，令宋儒朱熹始料不及的是，自朱某人始，“孔丘诛少正卯”这桩历史公案，便由“是否之辩”【“是否之辩”的双方，都肯定“孔丘诛少正卯”之事，是历史存在的事实。】，演变成“有无之争”【“有无之争”的双方，一方肯定“孔丘诛少正卯”的历史事实，一方否定“孔丘诛少正卯”的历史存在。】。前者，即“是否之辩”者，都承认“孔丘诛少正卯”的历史事实，但有闲阶级却认为这是孔丘的大仁大善，好得很；而劳动大众则认为这是孔夫子的大佞大恶，糟得很。

其实，揭露“孔丘诛少正卯”的，不是别人，正是腐儒们的本家先贤。这可以见之于《荀子·宥坐》一篇：

孔子为鲁摄相【摄相：代理宰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朝：这里指上朝，当政。少正卯：相传为春秋鲁国人，能言善辩，其观点与孔丘相反。少正卯与孔丘同在鲁国讲学，孔丘门徒都本少正卯的讲学吸引，致使孔丘门庭“三盈三虚”。】。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闻人：有名望的人。】，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居：坐下。】，吾语女其故【女：同“汝”。你，你们。】。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不与：不算在内。】。一曰心达而险【达：明白，通晓。】；二曰行辟而坚【辟：同“僻”，怪僻，邪僻。】；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丑：指怪异之事。】；五曰顺非而泽【顺非：顺从、赞同错误的东西。泽：润泽。这里示粉饰的意思。】。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居处：居住的地方。】，言谈足饰邪营众【营：通“荧”，迷惑，蒙蔽。】，强足以反是独立【强：之意志刚强。反是：把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独立：自行其是，不听别人的意见。】，此小人之桀雄也【桀：同“杰”，杰出。】，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尹谐：人名，不详。】，文王诛潘止【潘止：人名，不详。】，周公诛管叔【管叔：名鲜，周文王第三子，因反对周公旦代周成王当政而起兵暴乱，被周公旦所杀。】，太公诛华仕【华仕：人名，不详。】，管仲诛付里乙【付里乙：人名，不详。】，子产诛邓析、史付【子产：姓公孙，名侨，字子产，郑国大夫，曾任正卿。邓析：邓国人，不详。史付：人名，不详。】，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诗》：指《诗经·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悄悄：忧愁的样子。】，愠于群小【愠：读音“yùn”；怒。】。'小人成群，斯足忧也。”（《荀子全译》二十八《宥坐》，第58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一版）

在宋儒朱熹的眼中，早他一千三五百年的腐儒之先贤荀卿，就是“齐鲁陋儒”者也；而荀卿在《宥坐》一文中的这番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的细说，就是“欲尊夫子之道，而造为之说”者也。

朱熹说荀卿是“齐鲁陋儒”，这得感谢史学大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荀卿立传曰：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於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以荀卿在齐鲁游学、讲学的经历来看，其对“孔丘诛少正卯”这桩公案的记载，不会是“造为之说”，更不会是“造谣之说”。因为荀卿时代去孔丘时代，不过百余年，关于孔丘种种事实的口口相传，荀卿自然比一千数几百年之后的宋儒朱熹，考证得清晰、准确。而宋儒朱熹的“某尝疑诛少正卯无此事”，只能是“某尝疑”而已，不足为凭。

台湾学者钱穆先生说：“诛少正卯，语本《荀子》。”（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十四《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此说是对荀卿之后二千数几百年的总结。事实上，与荀卿同时代，抑或稍晚的先秦诸家学派，以及秦汉以后的诸家学者，都采信了荀卿的说辞。

与荀卿就算是同时代的尹文子有曰：

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奸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强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尹文子·大道下》）

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有曰：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於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於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孔丘诛少正卯”，在东汉著名史学家王充看来，纯属一种挟嫌报复、公器私用的恶行：

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 ：“赐退。非尔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贡，尚不能知圣，世儒见圣，自谓能知之，妄也。（《论衡·讲瑞第五十》）

孔子称少正卯之恶曰：“言非而博，顺非而泽。”内非而外以才能饬之，众不能见，则以为贤。夫内非外饬是，世以为贤，则夫内是外无以自表者，众亦以为不肖矣。是非乱而不治，圣人独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类，贤者独识之。世有是非错缪之言，亦有审误纷乱之事，决错缪之言，定纷乱之事，唯贤圣之人为能任之。圣心明而不暗，贤心理而不乱。用明察非，非无不见;用理铨疑，疑无不定。（《论衡·定贤第八十》）

被认定为“研究孔子第一书”的《孔子家语》亦有曰：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莹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孔子家语·始诛第二》）

自先秦至今，论说“孔丘诛少正卯”者，不可胜数，但绝大多数争论者，都是“孔丘诛少正卯”，是大奸大恶，还是大仁大善。除开宋儒朱熹及其追随者，没有人否定“孔丘诛少正卯”的历史真实性。

大家知道，荀卿在《宥坐》一文中，记录过七件有关孔丘的事情：

一、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

二、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

三、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

四、孔子观于东流之水

五、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

六、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

七、子贡观于鲁庙之北堂，出而问于孔子

这七件事情，至今二千数几百年，被人们当作信史口传书载，无一例为人们质疑。那么，宋儒朱熹及其后世追随者，为什么偏偏要“某尝疑”这一件“孔丘诛少正卯”的史实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为孔圣人、儒家者流，以及一切有闲阶级的喜杀，滥杀，开脱原罪。于是乎，自宋儒朱熹之后的腐儒们，都以坚不吐实的口吻，否定“孔丘诛少正卯”的历史事实。在他们看来，提倡“仁爱”的“孔圣人”，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夫子，怎么会喜杀、滥杀呢？

台湾的钱穆先生，更有为孔丘辩解的独到之处。钱穆先生说：　

诛少正卯，语本《荀子》，崔（述）、梁（玉绳）亦辨之。余谓《国策》赵威后问齐使，“于陵仲子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此为始有诛士之意。齐负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议，闵王斮之檀衢，乃有诛士之行。下至荀卿，乃益盛唱诛士之论焉。（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十四《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

在钱穆先生看来，自赵威后问齐使，提出“于陵仲子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齐策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时起，“始有诛士之意”；自“齐负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议，闵王斮之檀衢”【《战国策·齐策六》“齐负郭之民有狐咺者”。】时起，“乃有诛士之行”；“下至荀卿”时起，“乃益盛唱诛士之论焉”。似乎与之前的孔丘，没有丝毫的关系。其实不然。

事实上，孔丘并不否认自己的喜杀、滥杀。在上述史籍记载之中，孔丘都不曾讳言自己喜杀、滥杀，孔夫子甚至大言不惭地说道：

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莹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所谓“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者也，便是孔丘喜杀；所谓“有大恶者五”，所谓“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莹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者也，就是孔丘的滥杀。

孔丘诛少正卯

（慎独客·2020年1月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