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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交替之时，有一位坚决抗金，力谏死守的诗人张元幹，身后留下两首为后世称道的词作。一首是《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为当时的抗金丞相李刚而作。

《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原词如下：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见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第1266页）

该词大约作于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冬末，当时朝中当权的官僚是投降派首领秦桧。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秦桧第二次入相，罢免赵鼎，四月，南宋政府派王伦使金，定和议；十二月，李纲（字伯纪）在洪州（州治在今江西南昌）上书反对议和，被罢归福建长乐。作者为此写了这首词，对李纲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行动，表示无限的敬仰，并予以积极支持。

另一首是《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为当时的抗金派大臣胡铨而作。

《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谪新州》原词如下：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见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第1268页）

此词应该作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素秋时节。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投降派的皇帝宋高宗赵构，投降派的当权宰相秦桧等人，一味卑躬屈膝、苟且偷安，不惜出卖赵宋王朝利益，与金国大谈和议。此举激起了众多朝中大臣与全国军民的义愤，纷纷起来反对。胡铨便是其中最为激烈的官僚之一。

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时任“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的胡铨，就上书宋高宗赵构，即所谓《戊午上高宗封事》者也。奏疏痛斥了王伦、秦桧、孙近等人的投降卖国行径，阐明了反对和议、坚持抗金的立场和理由，提出了将王伦、秦桧、孙近三人斩首示众的严正要求。奏疏惹恼了宋高宗赵构，特别是惹怒了秦桧一党，于是，胡铨被逐出京城，贬至福州，作了武威军签书判官厅公事。然而，这笔账并没有就此了结。 

绍兴十二年(1142年)，追随投降派奸臣秦桧，陷害岳飞等主战抗金派的谏官罗汝楫，又起幺蛾子，弹劾胡铨饰非横议，诏令除名，贬送新州(即今广东省新兴县；隶属广东云浮市。)管制。于是，当时寓居福州的词人张元幹，义愤填膺，遂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词一首，又为再次因被贬谪而远行的胡铨胡邦衡送行。

清代官僚文人纪昀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张元幹的《芦川词》一书，有过较高评价。对上面二阕《贺新郎》词，更是给予极高的激赏——

案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待制胡铨谪新州，元幹作《贺新郎》词以送，坐是除名。（考《宋史·胡铨传》，其上书乞斩秦桧在戊午十一月，则元幹除名自属此时，毛晋【明末清初编辑出版家。字子晋,号潜在;原名凤苞,字子久。江苏常熟人。】跋以为辛酉，殊为未审，谨附订於此。）又李纲《疏谏和议》，亦在是年十一月，纲斯时已提举洞霄宫，元幹又有寄词一阕。今观此集，即以此二阕压卷，盖有深意。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然其他作，则多清丽婉转，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毛晋跋曰：“人称其长於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可谓知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八·集部五一·词曲类一）

今有《唐诗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中，为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撰写鉴赏文章的周汝昌先生，曾经在开篇处写道：

当北宋覆亡，士夫南渡的这个时期，悲愤慷慨的忧国爱国的词家们，名篇叠出；张芦川则有《贺新郎》之作，先以“曳杖危楼去”寄怀李纲，后以“梦绕神州路”送别胡铨，两词尤为忠愤悲慨，感人肺腑。

由此便知，南北宋交替之时，那些“名篇叠出”的“悲愤慷慨的忧国爱国的词家”，绝非二三子。

胡铨由福州奔赴广东新州贬所，离开张元幹之后，在途经江西之时，就遇见了隐居泸溪的诗人王庭珪。胡铨是江西吉安人，王庭珪是江西安福人，据说两人是莫逆之交的老乡。所以，王庭珪作《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也写诗送别迢迢远行路上的胡铨。但是，王庭珪没料到，这首诗却和张元幹的《贺新郎》词一样，也是给自己惹祸上身了。诗中有“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两句，一下子就触怒了秦桧一党，进而获罪，以编管身份被贬谪辰州（今湖南省怀化市）。

王庭珪的《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原诗如下：

囊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
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不待他年公议出，汉廷行召贾生还。（其一）
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
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其二）

张元幹的词，王庭珪的诗，不仅作品本身具有感染力，其诗词又与当时人们所关注的宋金“和与战”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当时轰动朝野的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书，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的诗词，便在朝野上下，悄然流传，影响极大。

2

自张元幹《贺新郎》二阙问世，并且流传至今，古今诗词大家评论激赏倍矣，笔者无意狗尾续貂，再来对张元幹的二首《贺新郎》来一番评价。本文仅就张元幹的《贺新郎》词，说点与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词有关的一点题外话。

在说下面这些题外话之前，我们先来读一读《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六卷如下几条记载。这几条记载，与后面笔者要说的题外话有关：

4月1日 《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九岁。【董必武同志4月2日逝世，4月7日举行追悼会。新华社4月7日讯 首都隆重举行董必武同志追悼大会；会场里摆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献的花圈和中共中央献的花圈。参加追悼会的有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洪文副主席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副主席致悼词。 董必武同志逝世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向董必武同志遗体告别。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亲王和夫人参加了告别仪式。首都工人、农民、干部、学生、解放军指战员八千多人和在京的兄弟党代表，各国使节、国际友人前往文化宫隆重吊唁。（《人民日报》1975年4月8日第一版）】

4月5日 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讲话……

同日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台湾去世。消息传来，毛泽东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此后几个月，毛泽东同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介石，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讯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

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四月六日报道，蒋介石死后，蒋帮由伪“副总统”严家淦接任伪“总统”，以继续维持其对台湾人民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七年背叛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以来，一直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坚持反共反人民，独裁卖国。他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的血腥统治始终未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苟延残喘，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遭到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死后，有着爱国光荣传统的台湾省人民，必将进一步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展开斗争。怀有爱国心的蒋帮军政人员也将更加认清形势，积极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出贡献。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日报》1975年4月7日第四版）】

4月上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王安石《桂枝香》，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蒋捷的《梅花引》、《虞美人》、《贺新郎》，萨都剌的 《满江红》、《念奴娇》（《百字令》）、《木兰花慢》。

4月13日 乘专列离开杭州，次日回到北京。二月八日至四月十三日在杭州休养期间，由于患眼疾，多是以耳代目，或听工作人员为其诵读古典文学作品，或听古诗词曲子。为向身边工作人员讲中外文学史，让人借过长篇小说《创业史》、《飘》、《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和《辛弃疾集》、《全宋词》、《全唐诗》，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讲解辛弃疾词中的两句“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期间，文化部为毛泽东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安石的 《桂枝香•金陵怀古》、秦观的《鹊桥仙》、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的《渔家傲》、岳飞的《满江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的《江梅引•忆江梅》、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五十九盒，请一些词曲演唱家和乐器演奏家演唱配器。四月二日得知董必武去世的消息后，反复听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并把这首词上阕的最后两句“更南浦，送君去”，改为“君且去，休回顾”。在杭州期间，还要了侯宝林录制的十段相声，包括《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等。

4月17日 和朱德、周恩来致电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 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

4月18日 下午五时至五时三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金日成，当金日成谈到朝鲜有三项中心工作时，毛泽东说：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台湾、第三世界。南朝鲜、台湾麻烦，美国人霸住不走啊！它不想走啊！现在柬埔寨、越南好。 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毛泽东说：（指眼睛）这个不好，（指嘴）这个不好，（指腿）这个不好，（指耳朵）这个好。 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我不能抽烟了，抽烟几十年了。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

4月20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纪登奎在座。毛泽东说：我还能想，能吃饭，能睡觉，就是说话不行，走路不行了，还有眼睛也不好。我已经八十二了，上帝要叫我去呢。很对不起，不能跟你长谈了。

4月中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张元幹《贺新郎》。

4月23日 阅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四月二十日《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的批示。……

4月29日 圈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副主席索姆斯会谈的请示报告。

4月30日 和朱德、周恩来致电阮友寿、黄晋发、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祝贺西贡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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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一节，即第二节中，所引证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577页—第581页之记载，就是1975月4月份，毛主席在主要时间点的主要活动。由此可见，主席当时身体不是很好，自然心情也不是很好。但是，毛主席仍然是坚持每天长时间的工作、读书、学习和思考。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了书。”【这是1972年9月27日，晚八时半至九时三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周恩来、姬鹏飞、廖承志在座时，毛主席与田中角荣等人讲的话——“田中说：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泽东说：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周恩来说：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田中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了书，你看（指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编者注）这是《稼轩》， 那是《楚辞》。（田中等都站起来，看毛泽东的各种书）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见之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49页—第450页。陈晋《毛泽东阅读史》中，此话另有一说：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

这期间，即毛主席于“二月八日至四月十三日在杭州休养期间，由于患眼疾，多是以耳代目，或听工作人员为其诵读古典文学作品，或听古诗词曲子”。这就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为什么有这样一段记载——“文化部为毛泽东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的原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说：“这套磁带共五十九盒，请一些词曲演唱家和乐器演奏家演唱配器。”其中就有著名昆曲演员蔡瑶铣、岳美缇、计镇华三人演唱的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据说，由三位昆曲演唱家分别用南曲、北曲演唱的这首词曲——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谪新州》，在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就保存了八盒之多。在八盒录制了十二遍的磁带中，其中为张元幹原词的有七遍；另外五遍，则是将全词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休回顾”。据当时参与录制工作的张晓辉回忆，这首词曲录好后送到毛主席处，时隔数日，毛主席突然改动了曲词中的最后两句。【读者诸公须注意：录音带是里将全词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但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则是将上阙最后两句：“更南浦，送君去”，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在今天的地球上，抑或在未来的地球上，毛主席在人类诗词史上的诗词大家地位，还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否认这一全世界人民的共识。也许有人会说：当年胡适不就曾经站出来否认毛主席的诗词吗？关于这桩公案，我们不妨另文再论，在此暂不赘述。不过，今天还是请人们，更是让那些反毛主席、反党和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去读一读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当年，即《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出版后的一篇批注【文物出版社于1958年9月刻印出版大字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主席在该书的书眉上写下了这篇说明。这篇说明在收入《毛泽东文集》时，名为《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1958年12月21日》；后又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名为《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老人家的批注，不仅是对自己诗词的注释与说明，更是对胡适之徒抹黑、谩骂、侮辱、攻讦人民领袖的回击。

《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如下：

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餮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59页《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1958年12月21日》。亦见之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560页）

那么，作为诗词大家的毛主席，为什么要把张元幹这首流传了上千年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上阙最后两句——“更南浦，送君去”，改成“君且去，休回顾”呢？其用意何在？老人家当时是一种这样怎样的心境呢……

有关这一系列的问题，网上很早就有很多不同说辞的流传，但是，时至今日，这些说辞，还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有令人信服的共识。起因也很简单，就是上述所及之持有不同说辞者，都是局外人，而不是诗词大家毛主席，也没有一个是“君且去，休回顾”这两句词的改写者。

4

毛主席当年把张元幹《贺新郎》原词上阙结尾处的两句：“更南浦，送君去”，修订为“君且去，休回顾”两句六个字，是何种原因？主席当时究竟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主席究竟想到了一些什么事；什么人……

现在，网上流传的说法很多，但是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样三种说法：

第一：表达对董必武同志的哀悼；

第二：寄托对周恩来同志的情感；

第三：为江青留下的遗嘱；

第四：因蒋介石的离世而改写原词。

其中，前三种说法，见之于《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毛泽东的“君且去，休回顾”究竟为谁？》一文【该文于2013年10月12日，亦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文献编辑栏目刊出。】。作者王颖，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馆员，其文具有一定考据性，综合性，加之作者所处工作岗位，占有资料应该具有相对权威性，可信度应当很高。

王颖同志在文中有三段如是其闻之说，否定了第二与第三两种说法，肯定了第一种说法，即“表达对董必武同志的哀悼”。王颖同志的文章中，没有提到第四种说法，即“因蒋介石的离世而改写原词”。王颖同志或许认为第四种说法，查无实据，故不予采信；或许未曾见到过第四种说法。

王颖同志文中说法如下：

从原作情况看出，毛泽东为江青改词之说，未足信。第一，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对江青有诸多不满和批评……第二，如果是为江青改词，则“君且去，休回顾”，难以理解。若“君”指毛泽东自己，作江青为他送别解，此解殊不通。据说江青确曾经常吟诵这首词，多次说过《贺新郎》等三首词表达了她的“伤心”和“怨心”。这恐怕是江青对“君且去，休回顾”一厢情愿的理解吧。
毛泽东为周恩来改词一说，也有疑问。第一，毛泽东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加重是在3月，但反复听该词是在4月的某一天，改词也在4月以后，中间相隔一段时间。第二，尽管周恩来病重，但尚在治疗中，“君且去，休回顾”，明显不合常理。
上述诸说法中，比较合理的就是因悼念董必武而改词了。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只有毛泽东与董必武一同站在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他们同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并且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终身。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携手走过50多个春秋……1975年3月5日，病重的董必武在病床上写下最后一首诗，总结他的一生，展望国家的前程：“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王颖同志在“一、表达对董必武的哀悼”中写道：

曾担任毛泽东医护人员的蓝桂英回忆：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毛泽东一天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将《贺新郎》的录音反复听了一整天。他时而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严肃悲痛，借这首词中的某些句子寄托自己对董必武和其他战友的怀念。没过几天，他把词的最末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让录制组重录，说原来两句“举大白，听《金缕》”太伤感了。
据此，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传》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写的《走进毛泽东遗物馆》等书，均采用毛泽东改词悼念董必武的说法。

王颖同志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张元幹与友人分别，虽悲愤无奈，仍能“举大白，听《金缕》”，但董老已逝，再也无法听到他的心曲。因此，词的最后两句在毛泽东听来异常伤感，改为“君且去，休回顾”，其中既有对逝去战友的安慰，也包含了一种自我宽慰。（王颖《毛泽东的“君且去，休回顾”究竟为谁？》。见之于《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亦见之于《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文献编辑》栏目。）

王颖同志的文章，之所以肯定第一种说法；否定第二种、第三种说法；未提及第四种说法；是因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传》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写的《走进毛泽东遗物馆》等书，均采用毛泽东改词悼念董必武的说法”。众所周知，《董必武传》；《走进毛泽东遗物馆》两部书籍，均为权威部门编写出版的，具有权威性质的著作。也正是因为如此，毛主席“改词悼念董必武的说法”，便成了诸多写家子的共识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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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说法：因蒋介石的离世而改写原词。

此说虽然未被网上普遍转述，但它却也是一种在网络上有着宽泛影响力的说法。著名作家叶永烈曾经写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等等诸多书籍，正是因为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叶永烈先生就成了持此种说法的著名作家之一。

2013年12月11日A14版《老人报》上，曾经转载过一篇叶永烈的短文——《毛泽东私下悼念蒋介石》。其文有如下说辞：

1975年4月5日，89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毛泽东听后并没有高兴，反而一脸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毛泽东内心的复杂感情。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泽东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复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泽东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修回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叶永烈；责任编辑：祝长天)

海上闻人杜月笙之第七子杜维善先生，在他的《口述历史》中，谈到“章士钊为两岸牵线搭桥”时，也谈及了毛主席改张元幹《贺新郎》一词的事情：

毛泽东在得知蒋介石去世以后，写了“君且去，修回顾”的词。其实，从解放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秘密来往还是有的，有很多人从中牵线，比如说，曹聚仁，通过香港，牵线搭桥。还有章士钊（字行严），1973年，亲自到香港，通过香港与台湾联系，为两岸牵线搭桥。……蒋介石也有意愿与大陆合作，希望在他们这一代解决这个历史问题，使台湾和大陆重新和好。

章行老那次来香港，据说是毛泽东想与蒋介石联系，通过章行老牵线。……章行老到香港后，来到我家里，看到我有很多书，就借了几本，还给我写了首诗，写的是他跟我借书的事情。诗我找不到了，但我还记得其中两句“假我二三册，三冬似有余”。不过，章行老后来也没有还借我的书，他突然生病去世了。（摘自《鲜为人知的两岸传书信使—杜维善口述历史之一》，原刊《世纪》杂志2017年第一期）

1975年4月5日，正在杭州休养的毛主席听到了一个无比意外的消息：当天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寓所去世。
当兴奋的警卫员将此消息报告给他，他却没有露出任何人们预料中的开心表情，反而一脸凝重地点了点头，简单回复了三个字：“知道了”。
无人知晓，此刻毛主席心内的复杂和遗憾，眼看着大陆和台湾即将建立“友好沟通”，作为主要抉择人之一的蒋介石却溘然长逝，实在是太不凑巧了。蒋介石的离世，对华夏统一来说，的确是一种损失。

那一天毛主席只吃了一点东西，并反复播放张元干所写送别词《贺新郎》，似乎是在用此种方式向自己半生的“宿敌”告别。
蒋介石葬礼结束后几天，毛主席又特别让人将《贺新郎》的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且去，休回顾”，仿佛更加重了“生死离别”的意味。（见之于“今日头条”：羽昕《1975年毛主席听闻蒋介石在台湾去世，一脸凝重回复三字：知道了》。）

6

笔者以为，主席当年听三位昆曲演唱家唱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谪新州》，并由此而改张词，并非是专为前面四种说法之一，即非因董必武同志逝世而作，亦非因蒋介石离世而作。而是因为当时特定环境的影响，而使主席突然间产生了某种改词的心理冲动。

根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记载，主席修改张元幹的《贺新郎》，应该是发生在杭州时的事情。《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78页—579页，有如下记载：

4 月 13 日 乘专列离开杭州，次日回到北京。二月八日至四月十三日在杭州休养期间，由于患眼疾，多是以耳代目，或听工作人员为其诵读古典文学作品，或听古诗词曲子。……四月二日得知董必武去世的消息后，反复听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并把这首词上阕的最后两句“更南浦，送君去”，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按上文记载，主席是1975年“二月八日至四月十三日在杭州休养”，这期间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里有详细记载。其中，有两件事对主席当时的情绪影响最大，于是主席产生了别人难以理解的心理波动：

一是四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在北京去世；

二是四月五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台湾去世。

关于蒋介石去世的消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在四月五日的记载中，有如是其闻的写道：

同日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去世。消息传来，毛泽东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此后几个月，毛泽东同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介石，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76页，对此记载如下：

3月17日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听取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作的说明。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十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公布。十九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人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犯全部释放。

事实上，早在3月17日之前，毛主席就在审阅公安部给党中央提交的《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的时候，就曾经对特赦战犯问题作出过明确的批示。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73页，曾经这样写道——

2月27日 审阅一件关于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作出指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似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当时送审的特赦释放在押战犯的名单。】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送审的这件报告中讲到，拟给释放的每名战犯发15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13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其实，1974年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毛主席在长沙九所六号楼四次听取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汇报时，就明确做出过“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的指示。

对此，《毛泽东年谱1949—1976》在第六卷第564页，对此有如下记载：

12月28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同时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

联系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上述记载，我们可以这样说，“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在主席心里的大问题。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离世，整整听了一天张元幹《贺新郎》词的毛主席，心里还是装着“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这件念兹在兹、唯此为大的事情。于是，便将原词上阙最后两句：“更南浦，送君去”，改成了“君且去，休回顾”。如此一改，完全符合毛主席一贯的辩证唯物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是的，逃跑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给美帝国主义当着蹩脚的走狗，依靠美帝霸占台湾的野心，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敌。在“反攻大陆”、“光复大陆”的哀鸣之中，进入晚年的蒋介石，“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后，自知一切无望，便也生出些许似有似无的回归大陆之意。但是，一向以蒋家王朝利益为利益的蒋介石，焉知到了台湾，上了草山，注定就是落草为寇。于是，天不假年，想魂归故里都难。所以，主席便送给他蒋某人两句词，六个字——“君且去，休回顾”！

关于董必武同志去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在4月13日的记载中，最后有一段补记：

四月二日得知董必武去世的消息后，反复听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并把这首词上阕的最后两句“更南浦，送君去”，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关于主席对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谪新州》的改动，网上一般文章都说是“改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为‘君且去，休回顾’”。就连昆曲演唱家蔡瑶铣女士的录音带，改的也是这两句。但是，惟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记载的是“并把这首词上阕的最后两句‘更南浦，送君去’，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笔者以为，毛主席改张元幹《贺新郎》，当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记载为是。

（田澍·2022年12月10日星期六）